第三部分 全能上帝之手
一扇石門擋住了三一學院的入口，石門上還有一扇小木門。我穿過門走進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頭戴圓頂禮帽的行李搬運工帶我參觀了學院，領我穿過最大的庭院——中庭。我們穿過石頭過道，走進一條鋪滿成熟小麥色石頭的長廊。
「這裡是北迴廊，」搬運工說，「牛頓就是在這裡跺腳測量回聲，首次計算了聲速。」
我們回到大門。我的房間在正對著它的三層。搬運工走後，我站在兩個行李箱中間，從小窗口向外望去，凝視著神秘的石門和它超凡脫俗的城垛。劍橋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古老而美麗。只是我變了。我不再是一名遊客，不再是一個客人。我成了大學的一員。門上寫著我的名字。根據上面的文字，我屬於這裡。
第一堂課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會太顯眼，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與其他同學不一樣。我說起話來當然不像他們，不僅僅因為他們是英國人。他們的言語節奏輕快、抑揚頓挫，讓我覺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說話。在我聽來，他們說話時文質彬彬，顯得受過良好教育；而我說話則傾向於含糊不清，一緊張就結巴。
我在一張大方桌周圍選了一個座位，聽鄰座的兩個學生討論講座主題——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主要以其對政治和道德理論的貢獻而聞名。]的兩個自由概念。坐在我旁邊的學生說他以前在牛津大學學過以賽亞·伯林；另一個說他在劍橋讀本科時就已經聽過這位老師講的關於伯林的課。我從未聽說過以賽亞·伯林這個名字。
老師開始講課。他語氣平靜，但將材料過得很快，彷彿認定我們對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學生證實了這一點，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沒記筆記。我將每個字都草草地記了下來。
「那麼以賽亞·伯林的兩種概念是什麼？」老師問。幾乎所有同學都舉起了手。老師叫了那名來自牛津的學生。「消極自由，」他說，「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礙的自由。此種意義下的自由指一個人的身體不受他人阻礙地行動。」一時之間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總能準確無誤地把讀過的東西背誦出來。
「很好，」老師說，「第二個呢？」
「積極自由，」另一個學生答道，「是擺脫內部約束的自由。」
我在筆記里記下這個定義，但我並不理解它。
老師試圖澄清這個概念。他說積極自由是自製，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統治。他解釋說，擁有積極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從非理性的恐懼和信仰中解放出來，從上癮、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強迫中解脫出來。
我不知道何為自我強迫。我環顧房間，除了我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數記筆記的學生之一。我想讓老師做進一步解釋，但是有什麼東西讓我放棄了這個想法——我確信這樣做無異於對著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屬於這裡。
下課後，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凝視著窗外的石門和中世紀時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積極自由，想到了自我強迫可能的意義，直到我的頭隱隱作痛。
我給家裡打電話，是母親接的。聽見我用哭聲說「你好，母親」，她很激動。我告訴她，我不該來劍橋，我什麼都不懂。她說她一直在進行肌肉測試，發現我有一個脈輪失去了平衡。她說她能調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沒關係，」她說，「我會調整奧黛麗身上的脈輪，讓它飛向你。」
「讓它怎麼著我？」
「飛，」她說，「對生命能量來說，距離不是問題。我可以從這裡將修正過的能量傳送給你。」
「能量的傳播速度有多快？」我問，「和聲速一樣，還是更像一架噴氣式客機？它是直接飛過來，還是會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親笑著掛斷了電話。
大部分早晨我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學習。還是這樣的一天早晨，楊百翰大學的好友德魯通過電子郵件給我發了一首歌。他說那是一首很經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從未聽說過。我用耳機播放了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著北迴廊，一遍又一遍地聽：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我把這兩行歌詞記在筆記本上，寫在正在撰寫的論文的空白處。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我從網上了解到鮑勃·馬利[BobMarley（1945－1981），牙買加唱作歌手，雷鬼樂鼻祖。]腳上的腫瘤。我還了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我想像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著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儘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將筆記本翻到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那堂課。在一個空白處，我畫線寫下：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然後我拿起電話撥通號碼。
「我需要接種疫苗。」我告訴護士。
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參加一個研討會，在那裡注意到兩個女生——卡特里娜和蘇菲——幾乎總是坐在一起。聖誕節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她們問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開口跟她們說話。我以前從未喝過「一杯咖啡」——我從未嘗過咖啡的味道，因為這是教會嚴令禁止的——但我跟著她們來到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收銀員很不耐煩，於是我隨便選了一杯。她遞給我一個過家家大小的杯子，裡面盛著一大湯匙泥漿顏色的液體。我眼巴巴地望著卡特里娜和蘇菲端回我們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們討論起課堂上的概念；我則糾結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們輕鬆自如地使用高深複雜的術語。其中一些術語，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聽過，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還有一些，比如「霸權式男性氣概」，我讀著就拗口，更不用說理解了。我喝了幾口苦味的濃縮液體，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她們談論的是女權主義。我盯著她們，好像她們在玻璃後面。我從來沒有聽人將「女權主義」這個詞用作譴責以外的含義。在楊百翰大學，「你聽上去像個女權主義者」標誌著爭論的結束。它也表明你輸了。
從咖啡館出來後我去了圖書館。在上網查詢了五分鐘、去了幾趟書架後，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擺了一大堆書，都是我如今已經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貝蒂·弗里丹、傑梅茵·格里爾、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書我只翻了幾頁便合上了。我從未在書本上見過「陰道」這個詞，也從未將它說出口。
我回去上網，然後又來到書架前，將「第二次浪潮」作家換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我從下午一直讀到晚上，第一次為自己從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個辭彙表。
從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將自己的未來與他的交換。未來我要當母親；他要做父親。兩者聽上去差不多，實則不然。成為其中的一個就是成為一個決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維護者；成為另一個則是成為被使喚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與我其他的自我認知一樣，這種認知源自那些我認識和我愛的人的聲音。這麼多年來，那種聲音像耳語般一直伴隨著我，刨根問底，擔憂焦慮。那個聲音說，是我不對。我的夢想墮落扭曲。那個聲音有許多音色、許多音調。有時它是父親的聲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把書帶回房間，讀了整整一夜。我喜歡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滿激情的篇章，但當我讀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的一句話，我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主題。」穆勒思考的主題是女性的本質。他聲稱，許多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被哄騙、勸誘、推搡和擠壓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於現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賦和抱負。
血液衝進大腦，我感到一股腎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種可能性，一種邊界向外擴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質而言，沒有什麼終極答案。在虛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從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說：無論你是什麼人，你都是女人。
十二月，我提交了最後一篇論文後，乘火車去往倫敦，登上了回家的飛機。母親、奧黛麗和埃米莉在鹽湖城機場接我，我們一起駛上州際公路。那座山出現在眼前時，已近午夜。漆黑的夜空下，我只能依稀辨認出她偉岸的身影。
當我走進廚房，發現牆上開了一個大洞，通往爸爸正在建造的新的一個擴建部分。我和母親一起穿過洞，打開了燈。
「太令人驚嘆了，不是嗎？」她說，用了「令人驚嘆」這個詞。
那是一座堪比教堂的禮拜堂的超大房間，有著高達十六英尺的拱形天花板。房間大到荒誕的地步，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注意到裡面的裝飾。牆壁是裸露的石棉水泥板，與拱形天花板上的木鑲板形成鮮明對比。深紅色絨面革沙發親切地坐在父親多年前從垃圾堆里拖出來的那張髒兮兮的座椅旁。圖案複雜的厚地毯覆蓋了一半的地板，另一半是水泥。屋裡擺著幾架鋼琴，其中只有一架看上去還能彈奏，還有一台餐桌大小的電視機。這個房間非常適合我父親：它大得無與倫比，而且極不協調。
爸爸以前總是說他想建一間游輪那麼大的房間，但我從沒料到他會那麼有錢。我看看母親，希望得到一個解釋，但爸爸自己給出了答案。他解釋說，生意非常成功。精油很受歡迎，母親製作的精油是市面上最好的。「我們的精油太好了，」他說，「大型企業生產商的利潤都被我們瓜分了。現在愛達荷州韋斯特弗家的精油聲名遠揚。」爸爸告訴我，一家公司看到母親的精油如此成功，十分警惕，他們開出驚人的三百萬美元的價格，想買下她的全部產品。我父母甚至不予考慮。治癒是他們的使命。再多的錢也誘惑不了他們。爸爸解釋說，他們現在將大部分的利潤以物資的形式重新獻給上帝——購買食物、汽油，也許還會建一個真正的防空洞。我強忍住笑。在我看來，爸爸有望成為西部山區財力最雄厚的瘋子。
理查德出現在樓梯間。他在愛達荷州州立大學學化學，馬上本科畢業。他和妻子卡米以及一個月大的兒子多納文回家過聖誕節。一年前在他們的婚禮上我見過卡米，我當時為她是那麼正常而震驚。和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一樣，卡米也是個局外人：她是一個摩門教徒，但屬於父親所說的「主流」。她謝過母親給她的草藥建議，對母親讓她放棄醫生的期望置若罔聞。多納文是在一家醫院出生的。
我想知道理查德是如何在他正常的妻子和不正常的父母之間那洶湧波濤中航行的。那天晚上，我仔細地觀察他，發現他似乎努力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成為一切信條的忠實追隨者。當爸爸譴責醫生是撒旦的僕從時，理查德轉向卡米輕輕地笑了笑，好像爸爸在開玩笑。但當爸爸揚起眉毛時，理查德的表情變為嚴肅的沉思和贊同。他似乎一直處於頻繁切換的狀態，在不同的維度進進出出，不確定是要做父親的兒子，還是妻子的丈夫。
母親被節日訂單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我又像小時候一樣度過了在巴克峰的時光：在廚房裡製作順勢療法藥劑。我倒了些蒸餾水，加入幾滴基本配方，然後將小玻璃瓶穿過我的拇指和食指圍成的圈，數到五十或一百下，然後接著做下一個。爸爸進來喝水，看見我時，他臉上露出了微笑。
「誰會知道，我們不得不把你送到劍橋，才讓你重回廚房？這才是你待的地方。」他說。
下午，我常常和肖恩套上馬鞍，一路衝到山上。馬連跳帶爬地走過沒到它們肚子的雪堆。山上美麗而清爽，空氣中瀰漫著皮革和松木的味道。肖恩聊起了馬，聊起它們的馴化，聊起他期待在春天見到的小馬駒，而我憶起他和他的馬在一起時總是展露出最好的一面。
到家大約一周後，山上迎來一股強冷空氣。氣溫驟降到零度，還在持續下降。我們把馬關起來，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它們流汗，背上就會結冰。水槽凍結了。我們把冰敲碎，但它很快又結了冰，於是我們只能提一桶桶的水給馬喝。
那天晚上大家都待在屋裡。母親在廚房裡調製精油。爸爸在擴建區，我開始開玩笑地將這裡叫作「小教堂」。他躺在深紅色沙發上，肚子上放一本《聖經》，而卡米和理查德正在用鋼琴彈奏讚美詩。我拿著筆記本電腦，坐在爸爸旁邊的雙人椅上，聽著音樂。我正要給德魯寫電子郵件，這時後門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門砰的一聲開了，埃米莉飛跑進房間來。
她用瘦弱的手臂緊緊環抱自己的身體，大口喘氣，渾身哆嗦。她沒有穿大衣和鞋子，只穿了一條我留下的牛仔褲和一件我穿過的T恤。母親把她扶到沙發上，從近處拿過一條毯子將她裹住。埃米莉號啕大哭，甚至過了好幾分鐘母親也沒能讓她說出發生了什麼。每個人都還好嗎？彼得在哪裡？他身體虛弱，個頭只有同齡孩子的一半，因為肺部發育不完整，他還戴著氧氣管。難道是他小小的肺衰竭了，停止了呼吸？
在不時的啜泣和牙齒的顫抖中，埃米莉斷斷續續地講出了事情原委。據我所知，那天下午埃米莉去斯托克斯商店購物，給彼得買錯了餅乾。肖恩大發雷霆。「你連吃的都買不對，他怎麼能長大呢？」他尖叫著，說完抱起她，將她從他們的拖車裡扔到了門外的雪堆上。她敲門求他放她進去，之後才跑上山坡來到我家。她說這話的時候，我盯著她赤裸的雙腳。它們凍得通紅，看上去像被火燒傷了一樣。
我的父母一邊一個陪埃米莉坐在沙發上，拍著她的肩膀，緊握著她的手。理查德在他們身後幾英尺的地方踱著步子。他看上去沮喪、焦慮，好像想馬上採取行動，只是被控制住了。
卡米仍坐在鋼琴旁。她一臉困惑地盯著坐在沙發上的三個人。她沒有聽懂埃米莉的話，不明白為什麼理查德在踱步，也不明白為什麼他每隔幾秒就停下來看一眼爸爸，等待一個詞語或一個手勢——任何該做什麼的信號。
我看著卡米，感到胸口一陣發緊。我恨她目睹了這一切。我想像自己身處埃米莉的位置，這很容易做到——我忍不住這樣想——一時之間我又回到那個停車場，高聲尖笑，試圖讓周圍的人相信我的手腕沒有斷。沒等我反應過來自己在幹什麼，我已經穿過了房間。我一把抓起哥哥的胳膊，將他拉到鋼琴前。埃米莉還在抽泣，我用她的抽泣壓住我的低語。我告訴卡米，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兩口子的私事，埃米莉明天會為此感到難為情。看在埃米莉的分上，我說，我們應該都回到各自的房間，把這件事交給爸爸處理。
卡米信了我的話，站起身來。理查德猶豫了片刻，最後深長地看了爸爸一眼，然後跟著她走出了房間。
我和他們一起穿過走廊，然後又折返回來。我坐在餐桌旁看著鐘錶。五分鐘過去了，接著十分鐘過去了。來吧，肖恩，我在心裡默念，現在就過來。
我說服自己，如果肖恩在接下來幾分鐘里露面，那將是為了確保埃米莉來到了這裡——確保她沒有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斷腿，也沒有在雪地里凍死。但他沒有來。
二十分鐘後，當埃米莉終於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電話。「過來把你老婆接走！」他沖話筒吼道。母親摟著埃米莉的頭，讓它靠在自己的肩上。爸爸回到沙發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我盯著他們三人擠在一起，有一種感覺，這一切以前發生過，每個人的角色都經過精心排練。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該保持沉默時開口，卻在本該說話時閉上了嘴巴。我們需要的是一場革命，一場自我們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種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顛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從託詞中解放出來，證明自己是一個人。表達意見，採取行動，蔑視順從。就像一個父親一樣。
父親安裝的法式門一打開便吱嘎作響。肖恩穿著一雙重重的靴子和一件厚冬衣慢吞吞地走了進來。彼得從肖恩為他阻擋寒冷的厚厚的羊毛包裹中鑽了出來，伸出小手去找埃米莉。她將他緊緊摟在懷裡。爸爸站起身，示意肖恩坐到埃米莉旁邊。我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間，中途停下來看了父親最後一眼，他正深吸氣，準備發表長篇大論。
二十分鐘後，母親來到我的房間，向我保證爸爸的話「非常嚴厲」，問我能否借給埃米莉一雙鞋和一件外套。我將它們拿過去，然後從廚房看著埃米莉被哥哥攬在懷裡，慢慢走遠。